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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宪:拍卖市场上的NO.1

文章作者:艺术 上传时间:2019-05-14

张宗宪并不介意被称为“生意人”,相反,如果听到“非常诚实的生意人”的评价,他会更开心。“中国瓷器和近现代书画收藏大家”与“古董商”之间的身份切换,只是旁人看他时的困惑,这个出身于旧上海古董珠宝商家庭的三少爷,压根不会被这些困扰。他是年少时出没十里洋场的风流公子,花钱胜过挣钱,有败光自家百货公司的记录,注重外表的每个细节且持之以恒,至今仍得意于自己“从13岁开始就这样”。他也是20岁只身闯荡香港,从经营服装转到古董生意,完成财富原始积累的创业者,轻描淡写带过吃的苦,他会说古话里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拍卖归根到底是一门生意。在我们对目前拍卖市场所做的总结中所提到的关键词,诸如“亿元时代”、“V”型回暖、“历史最高”、“再创纪录”等等都是以资金的数额为度量的,而这些钱全部来自收藏家的口袋。现在再来说中国收藏家崛起的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因为几乎在10年前这种趋势就初现端倪,2004 年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增长也多有印证;2007年,中国在世界艺术品拍卖市场所占份额首次超过法国,位列世界第三,华人收藏家当然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收藏家的壮大将成为一个确定性的命题而失去了重复被提及的趣味,不同的是在2010年全球艺术市场尚未脱离困境之时,中国的艺术市场增长领跑全球,在全球各个主要城市都设有分支的国际拍卖大鳄苏富比和佳士得表示,它们在亚洲的拍卖业务成为目前唯一仍在增长的区域市场。这次华人又站了出来!

上世纪60年代末,年届40的张宗宪看到了国际和香港地区部分古董行情之间的差价,从此生意经里多了一个名词——拍卖场。一开始只是看客,“连举牌的资格都没有”,英语糟糕到“He与She不分”,会把“我请你吃饭”说成“I please you eat rice”。等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拍卖业分别在香港和内地起步并迅猛发展,已经年届60的张宗宪,秉承着自己做古董生意“看得懂还要买得到,买得到还要卖得掉,卖不掉还要摆得起”的规则,在随后20年里,在拍卖场这个文物流通平台上赢来了名气的最高峰值。具备传播力的不仅是他在拍卖场上的买卖——时常创造“成交最高价”,舍得顶出“天价”买进,他的藏品也能拍出“天价”卖出——还有他的率性,比如每每“在异性陪伴下出入拍场,必定坐在第一排,必定拿着一号牌”,圈里很多人奉行的低调内敛,在他这里完全不起作用,某一次的上海朵云轩拍卖,他“拍到兴奋之际,居然踩着椅子,坐到椅背上频频举牌”。每次竞拍成功,他最喜欢的,就是听拍卖官念出他牌号的那一刻——“NO.1”。

港台东南亚华人竟收“标王”

年龄并不是张宗宪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依据,他因此也不喜欢听人强调现今的岁数,80岁又如何?他会戏谑又不无认真地标榜自己“身体好得很”,“能玩,能睡,能吃,还能生儿子”。这并不单纯是若干年来每天一盏冬虫夏草就能带来的底气,更重要的是心态。1月25日,在上海某黄金地段的居所里,接受采访的张宗宪身穿立领的彩虹色竖条纹衬衣、棕色暗红条纹格子裤、黑白相间夹克毛外套,朝脑后梳得一丝不乱的发型,还有一副兼具近视老花双重功能的碧绿色眼镜。他说来也不无得意,“这样跟外国人打交道,他们都喜欢我,生意就很好做,别人100万才能买的,我80万元就能买到”。至于那副碧绿色眼镜,他会说“因为我的眼睛太迷人了,所以要弄个东西遮起来”。

香港和台湾在华人收藏中起步很早,上世纪60-70年代的香港以及80-90年代的台湾主导了中国艺术品的收藏,是各大拍卖行中国艺术品业务的主要客人。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中心和转向中国内地,大家的关注度似乎都放在了大陆购买者身上。但是事实证明,如今香港和台湾依然拥有强大的购买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上有 “货”,最近几年在内地及香港拍卖会上出现的重要拍品多出自港台收藏家之手。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港台收藏大家及出货也收藏,其中行事高调、曝光度最高的莫过于香港收藏家张宗宪及其胞妹张永珍。张宗宪这些年不断的将自己珍藏的瓷器工艺品及近现代书画作品拿出来拍卖,香港苏富比连续几次推出“张宗宪珍藏书画专场”,成交数量及数额巨大,仅今年春季香港苏富比推出的最后一部分“张宗宪藏中国书画”就拍出了近1亿元。今年秋拍中,张宗宪和张永珍又成为最重要的买家。在10月7日香港苏富比“彩华腾瑞——戴润斋清宫御瓷珍藏”专场前十位中,有4件由张宗宪、张永珍兄妹收入囊中。此次秋拍的最高价拍品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从2000 万港元开始竞投,经过总共45口叫价,最后由张永珍以2.5266亿万港元竞得。这一天价也超过了2005年7月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创下的1568.8万英镑(约合2.3亿元人民币),刷新了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世界纪录的最高纪录。今年不仅仅是传统艺术品市场高歌凯奏,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也开始大幅度复苏。在今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指标性艺术家张晓刚1992 年创作的《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二号》以总价5218万港元成交,使该艺术家作品价格重回最高点,这件作品的购买者为印尼华人收藏家余德耀,这位收藏家前几年中国当代艺术品接近高点的时间段购买了大量的作品,现在他依然热情不减,并计划在上海开设美术馆,这件藏品的购买算是为美术馆的建造提前预热了。

他承认家庭环境潜移默化影响自己走进古董行当,他的祖父张揖如和父亲张仲英都是苏州名人,前者是近代竹刻大师,后者闯荡上海做古董生意,18岁当上掌柜,在五马路开设“聚珍斋”古玩珠宝行。到张宗宪这辈,兄妹4个,他生于1928年,排行第三。小时候家人各自分开住,对父亲的生意并没有什么概念,直到战乱,一家人聚到上海的租界住在一起,“看着店铺里每天进进出出的人和货”,这才算对古董行有了直观感受。那时的古玩生意,算不得太风光,张宗宪说,“别人看来也不过就是旧货摊”,“做古玩生意的人,上海叫‘掮客’,北平叫‘跑河的’”。至于自己,张宗宪说是“跑单帮的”,“因为我从上海去北平淘货,走得距离远”。

港台成主要出货地

张宗宪有悟性,开始“跑单帮”也不过十几岁。只是他的兴趣并不全在做生意,所以16岁那年父亲给钱让他回苏州开百货公司,他可以吃喝玩乐把公司迅速败光,接着延伸自己对于娱乐业的兴趣,开剧院,拍电影,做服装,他自己也笑,“做过很多,没一样做得好的”。1948年算是张宪宗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年仅20岁的他离开上海,带着美元加港币全部140多块的家当只身闯荡香港。再回顾这段创业史,张宗宪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他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只钢笔放在桌上,说这就是自己初到香港时候的样子,用他那带着苏州口音的谐音,钢笔念出来就是“港瘪”,他笑着解释,“既然到了香港,那就是香港的‘小瘪三’了”。起初混迹于香港的摩罗街,做的是服装生意,每天吃最简单的饭,两顿一块钱。

在今年春季拍卖中,张大千泼墨重彩画《爱痕湖》在中国嘉德以1.008亿元拍出,标志着中国近现代书画进入“亿元时代”。此件作品在美国著名东方文化学者方闻书房中挂了30多年,今年春季,方闻教授决定将此件作品送拍,并将拍卖所得主要用于支持中国相关学院的学术构建。据说这件作品的最终买家是台湾著名收藏家林百里,在张大千作品的私人收藏中几乎无出其右者,他所收藏的张大千画作数量仅次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他的所有收藏中,张大千的画作占了总投资额的74%。林百里在张大千精品的争夺上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在上世纪90年代曾三次刷新张大千作品成交纪录,分别是以748万港元购买的《青城山》、816万港元购买的《幽谷图》、827万港币拍下的《风荷》。林百里代表了台湾实力雄厚的老牌收藏家,他们在购买作品中相比大陆的买家更加成熟,他们不再盲目购进藏品而是在完善自己的收藏上下功夫。另外一件迄今为止中国艺术品世界拍卖最高价作品—— 《砥柱铭》也和台湾藏家有关。在今年北京保利春拍中,北宋黄庭坚书法长卷《砥柱铭》以4.368亿元拍出,创造了迄今中国文物艺术品世界拍卖最高价。这件作品的委托方是台湾著名经纪人王定乾,他受台湾一位藏家之托送拍此作品,为中国艺术品树立的新的价格标杆,台湾收藏家手中的藏品可见一斑。

上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内地的时局变换,随之而来的变化,就是香港地区成为中国文物流通的重要场所。张宗宪在1951年开设自己的第一个古董店“永元行”,关于本钱,流传有一个显示他胆识的故事,说是他向北方商人梁雪庄借了10两金子,梁雪庄人称三爷,向来不借钱给人,或者以金子为计算单位,不管时局和金价如何,都按金价还清。当时的10两金子约合2700港币,拿到钱的张宪宗立刻与在上海外贸工艺品公司工作的父亲接上线,汇去港币3000元,买来一批旧工艺品。这批货旗开得胜,很快就卖出去80%,收款1万港元,还清了梁三爷的借款。这也被认为是张宗宪在香港时来运转的开始。

内地藏家成反超趋势

现在的张宗宪,时常戏称自己是“张员外好古”,不过他更坦言自己喜欢热闹,古董生意也帮助了他的交游广阔。这么多年下来,对于别人觊觎不已的丰富瓷器和书画珍藏,他并不会花什么时间爱不释手,也不会费力气记住那些又长又拗口的专业名词,即便是他藏品中先后拍出过天价的“雍正青花五蝠九桃纹橄榄瓶”或者“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圆碗”,他都会简单用“那个瓶”、“那个碗”来指代。“再好又如何?不能抱着吃抱着睡。”相反,他更愿意把这些时间用来交结朋友,以及花心思布置他2002年在苏州买下的一座园子。

中国内地的买家开始加入收藏大军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的艺术品拍卖业羽翼尚未丰满之时,以江浙、山西等地为主的中国的企业家也是国外拍卖公司的重要客人,屡屡上演夺宝奇兵,比如浙江金轮集团董事长陆汉振和浙江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他们都曾斥巨资购买中国古代文物艺术品,“有他们在拍卖会就成功了一半”曾有拍卖行的人这么形容这两位中国买家的重要性。中国收藏家从点到面的发展是在2004年之后,这些年来内地拍卖公司的业绩一步步攀高,到 2010年春季中国内地的两家拍卖龙头企业北京保利和中国嘉德的拍卖业绩已经超越香港佳士得和香港苏富比,无可置疑的是中国内地买家是其中的主力军。 2009年上海藏家刘益谦、王薇夫妇斥约10亿巨资搜罗艺术佳品,今年这对夫妇虽然低调了很多,但是每逢重要拍品都会参与争夺。今年11月12日,在英国一家小拍卖行Bainbridges拍卖公司举行的一场私人遗产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洋彩“吉庆有余”转心瓶以4300万英镑,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约 5.5亿天价成交,超过估价40倍,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新的世界纪录,据业内权威人士证实此件重器为自中国大陆的藏家所得。

2002年他以近1000万元的价钱购得苏州口金德园后,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更名“张园”。北方皇家园林中的大量要素被借入其中,如大量的朱红色,走廊、大厅、亭子等处的彩绘等;二楼则完全是现代装修风格,塑钢窗代替原来的雕花窗户,各种现代材料被引入。张宗宪说这些全部是自己的创意,他不在乎别人说“不伦不类”,要的就是“独一无二”。张园的改建还在进行中,用张宗宪的话说,“想到哪里就改到哪里,不喜欢就继续改”。

香港佳士得和香港苏富比两家具有国际客户资源的拍卖行,中国内地的客户也是逐年增加。程寿康表示,苏富比在亚洲开展拍卖业务30多年来,香港本地买家的交易额历来是最大的,但近来内地买家已经出现了反超趋势。今年10月香港苏富比秋拍以超过30亿港元的总成交额,创造了公司成立以来的最好业绩。拍卖会结束后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表示:“从本拍卖可见,来自中国的买家的强势持续,而来自世界各地之收藏群体也同时参与激烈之竞投,争相角逐各项来源超凡之美物,一切因素均造就出本周之骄人佳绩。来自亚洲之财富与日俱增,而收藏及拥有顶级艺术品的意欲也较前更深、更广。”2006年苏富比向内地买家出售的拍卖品占其亚洲全部销售额的15%;2008年春拍占总交易额的14%,同年秋拍增长到18%;2009年春拍再增至21%,到秋拍更是跃升到37%。 2010年春季拍卖,不少新买家入场,其中不少都是中国内地的买家,交易额也很大。香港苏富比春拍50%的成交额来自于内地买家。香港佳士得高级副总裁兼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部门主管安蓓蕾也指出,佳士得大部分的拍品征集自他们在全球的长期客户,主要是欧洲、美洲和日本,买家的群体也十分国际化。如在去年的李氏家族重要漆器珍藏专拍中,近80%的拍卖成绩(按价值计算)来自于美洲、欧洲买家。但是她强调,2009年买家群体正在发生变化:如秋拍75%的拍卖成绩来自于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大中华区买家;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买家参与竞投,与2008年秋拍相比,2009年的香港秋拍中,中国内地买家人数增长了63%。

安排好了1月26日中午返回香港的行程,并不妨碍他25日在上海的丰富安排,“上午本来是个神探的饭局,结果我没找到地方,就懒得去了”,下午是另一群朋友聚会,晚上在他的居所里,还有一个饭局,列席人员身份各异,有沪剧名角、书画大师、滑稽戏名角,还有牌友。他上海的这一处居所,宽大的客厅有明显的功能分隔,一侧是摆放宽大沙发和电视的区域,另一侧是摆放可供10人环坐的大圆桌的进餐区域,再延伸,临着观景阳台的空间,摆放着麻将桌,他说自己不爱打牌,不过这并不妨碍他邀请朋友们来尽兴。张宪宗戏言,自己家里就是“张氏俱乐部”,“每天都很热闹”。他的朋友们也是自得其乐,用餐后,打麻将的打麻将,看电视的看电视。至晚间20点左右,客人陆续告辞,已过晚间22点,房子里的麻将酣战还在继续。

在顶级藏品的争夺上,台湾、香港、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的华人几乎不相伯仲,但是在收藏家的数量上中国内地占有绝对的优势,二三流品质的艺术品多被大陆藏家买走,一场拍卖会除了亿元和千万级别的作品外,过百万价格的数量也是成败的关键因素。

从他40岁开始,张宗宪回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内地的“文革”运动对香港地区也有所波及,他开始接受一些朋友的委托,跑到欧洲收货,跟犹太人打交道,发现了中国文物的行情差价,也意识到了作为国际通行的文物流通平台——拍卖场的价值。那时候国际拍卖场里还看不到中国人,张宗宪认为“一方面是语言问题,一方面是还没有意识到行情”,“中国拍品的价格在英国和欧洲很多国家都还没有起来”。张宗宪会感叹那些犹太人的精明,然后戏谑地说自己就是“中国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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