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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蒲京娱乐场[董晓萍]钟老的西北情与郝先生的中

文章作者:历史 上传时间:20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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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师钟敬文先生,生前与郝苏民先生多有长谈,论及两人的学术友谊和心灵默契,我大都在场,有幸成为见证人。

郝苏民教授和研究生探讨学术问题

  钟老是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一代宗师,无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文艺讲话时期,还是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和改革开放之后,都与祖国的西北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钟老的西北情,与他从事学术文化研究和建设中国民俗学的整个历程都有关系。

(资料图片)

  郝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西北高校培养出来的一代学人的中坚。这一代人有理想、有情操,虽经历了历史的坎坷和个人的挫折,但无怨无悔。郝先生创建西北民族大学民族民俗学并伴随其发展,从构建学科系统、发展研究生教育,到创办学术杂志、加强非遗保护,都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就。我认为,以中国梦来概括郝先生的学术人生选择更为贴切。

  2001年,在郝苏民先生的主持和协调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西北民族大学顺利地联合举办了第6届全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费孝通先生亲临研讨班并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作了重要发言,韩国首尔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金光亿、台湾中研院民族研究所的蒋斌先生等著名学者也出席了这次研讨班。这次高级研讨班是西北地区人类学研究者的一次盛会,没有郝先生的联络和组织,不可能取得如此完满的成功。

  在几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上,钟老与郝先生都有神交,并成为忘年之友。钟老与郝先生的交往是一种小众的历史,但在小众之上有大众的事业,在有限之中蕴含着无限。对西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注叩动着两人相连的精神世界,历史的延展性体现于两位学者为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家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所做出的共同努力。

  我手边保留了郝先生1995年11月23日给我的一封信,今天读起来仍有许多感慨。信中首先提到我寄给他的一本先父遗作《马寅同志论民族工作》。他与先父一起参与过多次有关民族工作的会议,并一起去过云南沙甸等地,他称先父是一个很值得怀念、学习的老朋友、老同志。郝先生在这封信中特别谈到自己的学术工作,主持一个研究所,办一个刊物,主持一个民俗学硕士点。我紧追快赶,尚未干出点名堂,年已届六十,一切来不及了,只能把心愿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他还提到费老曾与我及谷苞接触,想在这里搞一个培养民族学博士生的点。这封4页的信中,一位历经坎坷但报国之心不泯、为中国学术研究殚心竭虑、满腔热忱培养年轻一代的老学者的激情跃然纸上。

  钟老曾说,在革命的民间文艺理论模式创建中,不可不重视方言。民间文艺的表演、叙事和传承是用方言进行的,很多方言还与少数民族语言有交叉关系,方言承载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沟通和交流的社会功能。他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发起了华南方言文学运动,多年后,初出茅庐的大学青年教师郝苏民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他对河湟地区多民族花儿做调查时,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并大胆提出:花儿中的汉语不仅与一般意义上的汉语普通话很不一致,甚至与一般意义上的汉语方言土语也大相径庭……这大大超过了语言学家们所估计的范围。

  郝先生对西北民族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建设下了许多功夫。据我所知,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的大多数青年教师,都在郝先生的安排下到不同的大学进修并获得博士学位,如郝先生先送马忠才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进修一年,随后又鼓励、指导他攻读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还推荐满珂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这些年轻学者已经成长为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新一代学术骨干力量。

  圈里人都知道,对学术史上的敏感问题旧事重提,需要坚实资料的支持和追求科学真理的勇气。郝先生亲自下去采集语言资料,又一丝不苟地处理和分析并亮出自己的观点。1999年,他在《甘肃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一书中谈到了这段历史。

  从1992年认识郝先生以来的这20多年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西北地区开展的许多研究课题都是在郝先生和他领导的研究团队支持和参与下完成的。如,200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担了国家民委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调查项目,甘肃省有2个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课题组在甘肃的调查活动得到了郝先生的大力支持;2004年我承担了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西部开发中的人口迁移与民族交往,在最后选定的开展问卷调查的6个城市中,兰州和格尔木的调查也是委托郝先生完成的。我想郝先生这些年来所支持和鼓励的年轻学者,除了我和北京大学的朋友们之外一定还有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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