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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蒲京娱乐场“民族交融”的科学内涵及实践意

文章作者:历史 上传时间:2019-11-23

三、民族交融的基本特点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和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原因。费孝通先生认为,汉族作为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其形成和发展的本身便是多民族大混杂、大融合的结果。社会通婚作为族际互动的一种方式,是连接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纽带和桥梁,也是族际认同和族际信任程度的一种标志。以唐朝为例。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唐朝的繁荣昌盛与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是密切相关的。经历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唐朝的统治阶级中出现许多少数民族将领和民族混血官员,其统治者李氏家族便是汉族与鲜卑族通婚融合的结果。费老认为,有唐一代名义上是汉族统治,实际上是各族参与的政权。从唐到宋之间的近500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

摘要:概念是理论的基点。“民族交融”这一概念,是对不同民族在交往交流中共同性因素增加的现象作出的准确概括,也标示出了我国当前各民族的关系朝着更加包容、亲近、认同发展的趋势。这一概念的提出丰富了中国民族理论的概念体系,其所指对和倡导的民族现象对进一步维护和巩固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产生的竞争共生机制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彼此之间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个性。在“胡焕庸线”两侧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了特点鲜明的不同民族文化形态。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往和互动,并在交往互动的过程中有选择地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进行创新、组合、重构。以北魏王朝为例,作为鲜卑族建立的统一中国北方的政权,北魏王朝先后定都于盛乐、平城、洛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开始推行汉化改革,在文化方面,禁胡语、改汉姓、尊孔子,积极学习中原汉文化,这促进了我国北方的经济复苏、文化发展和民族大融合。同时,汉族也在不断汲取游牧民族的文化。比如,汉语中用“第一把交椅”代指首领,此处“交椅”便是“胡床”的另一种称谓。“胡焕庸线”附近不同民族的文化互动既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力量。

[3]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二、“胡焕庸线”在民族交融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因素

[7]范宝舟.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4.族际通婚

[6]王希恩.关于民族融合的再思考[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

1.“胡焕庸线”的历史地理特征

第二,民族交融的要义是尊重差异。民族交融是一个表述民族自然同化和民族融合过程的概念,它不是民族特点的消失,而是民族共同性的增加。倡导民族交融并不是要消除民族差异,消除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别,是强调不把民族之间的差别和差异看作民族间相互认同,以及对国家认同的障碍,看做民族间相互排斥和对立的原因。“民族交融实质上是包容多样、存异求同,在彼此的交流交往中形成一些共同的东西”[8]。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消灭过去已有的不同,也不意味着今后前进的道路上不能再产生新的不同。只要这些不同不影响相互已经形成的共同性,就应该允许这些差异的存在。这个过程反映在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中,就是56个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就是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我学习你的,你学习我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进步了,我也发展了,你是进不了的你,我是发展了的我。但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10]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民族团结理论与政策研究平台”研究成果】

[11]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胡焕庸线”作为贯穿我国东北-西南走向的人口密度分界线,同时也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部落等群体接触互动的重要场域。纵观我国历史发展脉络,暂且不去论述类似薰育、鬼方、北戎、猃狁等远古民族,也不去叙说林胡、楼烦、义渠、大荔等古代部落,仅从历史上曾在“胡焕庸线”附近建立过古代政权的游牧民族概述,就分别有秦汉时期的匈奴人建立的匈奴帝国,南北朝时期的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与此同时,柔然汗国崛起于漠北与北魏长期对立。南北朝末期,突厥汗国崛起灭柔然统一草原诸部。宋辽金时期,契丹人建立的大辽、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与北宋长期对峙。之后,女真人崛起,建立金朝,灭辽与北宋。南宋之后,蒙古人建立元朝,实现了自唐以后空前的南北大一统。元明之后,建州女真人建立后金,并发展为后来的满族,其建立的清朝大体奠定了我国今天的疆域版图。此外,还有这些游牧民族的别支或小部落,如匈奴铁勒部、鲜卑吐谷浑部、突厥沙陀部、南匈奴稽胡部、蒙古瓦剌部等都曾活跃在这条“民族交融线”附近。这些民族或者部落的变迁史,正是中华民族交融发展史的缩影写照。

2010年1月和5月先后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把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一项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这一论断丰富和完善了进一步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型民族关系的路径指向。其所关涉的“民族交融”概念,丰富了中国民族理论的概念体系。但学者们对“民族交融”的理解却大为不同:一些人认为,“民族交融”即“民族交融一体”。持此观点者认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用意在于构建“国族”,消解国族之下“民族”单元的存在;另一些人认为,“民族交融”的字面意思即“民族融合”。持此观点者认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在要搞人为的民族融合。显然,这两种看法都是对“民族交融”本意的曲解。

民族交融表现在民族工作方面,即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团结进步。各民族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持。历史上,活跃于“胡焕庸线”附近的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体。在“多元一体”的结构中,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逐渐缩小,共同性渐趋增强,这就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精神文化和道德情感上的保障。各民族同胞齐心协力、共商共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团结奋斗。

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发展的一种方式,是族际整合及其过程的表现形式,族际交往与整合伴随整个民族过程。民族交往的内容涉及民族生存、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物质资料生产、精神产品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等。从传媒学意义上,民族交往既指民族之间“实物、信息或意义的异地传输、移动或转达,也指资源、信息或意义的分享或共享”[7],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相作用。民族交融作为民族之间交往和交流程度的标示,反映在民族纵向质的演进和横向量的扩展过程中。在纵向上,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必然产生交融,交融程度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自然同化现象。从横向上说,表现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发生在经济、文化、政治、心理、社会和人口等各个方面。

3.推动民族工作进步

“民族交融”的科学内涵及实践意义

“胡焕庸线”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的黑河市到云南省的腾冲市,是一条大致呈45度倾斜的基本直线。2014年底,李克强总理在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览时,高度关注“胡焕庸线”,并提出“‘胡焕庸线’能否被突破”的重大议题。笔者认为,“胡焕庸线”不仅是我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也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融线,我们可以试从民族交融发展的视角思考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突破“胡焕庸线”的议题。历史上,“胡焕庸线”以西的游牧民族之间发生着相互交融,这些游牧民族与“胡焕庸线”以东的农耕民族之间也发生着相互交融。本文从发生在“胡焕庸线”附近的民族交融现象出发,试分析“胡焕庸线”附近民族交融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五,民族交融的内涵特指族际整合的过程。如果说民族交往交流是族际整合的途径,那么民族交融就是族际整合的程度。在民族过程中,民族在组织形态上是按照“队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民族→超国家民族→民族融合”这样一个序列来演进的。族体组织形态的每一个阶段向更高的组织形态演进过程,也是不同民族在血缘、文化、规模上不断整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交融必然伴随其中。处于同一演进形态的民族之间,如果把“民族之间不往来”和“民族之间融合为一体”作为民族交往的起点和终点,那么从起点到终点所代表的这个过程就是民族交融。这个过程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包容、相互接近和相互认同。在这层意义上,民族交融,即民族之间共同性增加的现象是伴随于整个民族过程和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民族融合、同化、消亡注重的是结果,指的是合成一体,或者消亡为零;民族交融更关注过程,指对的是合而不同,一体多元。”[8]

2.增强民族情感认同

民族交往、交流的结果就是不同民族原本封闭的边界清晰的居住地域被打破,族内婚向族外婚不断转变,异族通婚和通婚范围逐渐扩大,血统发生融合,这一过程就是民族之间交融发生的过程。伴随其中的必然民族之间人口流动、语言学习、交错杂居、商品贸易、文化借鉴等现象的增多,当然,交融必须是以交往交流的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平等自主和自觉自愿为前提的。在强制手段下,民族交融不可能实现,实现的可能是民族同化。民族交融的结果,就是不同民族杂居一处的现象不断增多,族际之间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频率不断增加,心理上的亲近感不断增强,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的联系逐渐紧密,共同心理认同逐渐生产。实现民族交融总是循序渐进的,“首先在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内,通过交往、交流逐渐接近;然后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互相接近,最后,随着生产力和人们交往水平的提高,实现整体的融合”[8]。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和推动因素。在“胡焕庸线”附近发生的民族关系史,本质上是一部不同民族密切往来、共同发展、竞争共生的民族交融史。历史上,这条线两侧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无论是采取缓和的和亲政策,还是采取暴力的战争手段,都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断碰撞、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因此,作为历史上各民族的交融线,“胡焕庸线”沿线的民族交融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9]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胡焕庸线”两侧的民族交融发展概况

[10]金炳镐、肖锐、毕跃光.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

1.自然因素

[2]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民族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和谐的民族关系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胡焕庸线”附近的民族交融历史悠久,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早已形成了同呼吸、共奋斗的命运共同体,夯实了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深厚历史根基。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感等各方面实现了有机整合,这就增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价值认同,有助于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5]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斯大林论民族问题[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各民族在文化交融发展的过程中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有利于增强族际之间的情感认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胡焕庸线”作为贯穿我国东北-西南的民族交融线,是历史上各民族文化接触、互动、交融的重要场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有助于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4]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一、“胡焕庸线”沿线的历史、地理和民族概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各民族之间的共性将不断增加,同时,个性也将长期地存在。倡导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上深入地交流,其结果就是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加。但这种共同性不断增加的过程绝不是“民族融合”,也不是要搞人为的民族融合和人为的民族自然同化。这一现象表现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中,就是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正朝着更加亲近、包容的趋势发展。这一趋势在我国民族关系中已十分凸显,已经成为各族群众的自觉行动。然而,对这一过程或状态,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里面,目前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概念予以标示。概念是进行理论分析的工具。如果再不提出民族交融这一概念,不仅会导致理论落后于实践,可能还会阻碍实践的发展。因此,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我国民族理论概念体系的一个完善创新。

2.经济互市

作者简介:杨须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专业博士生,兰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

3.文化互动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涉及民族交往交流及状态、结果的术语有“民族同化”(包括民族强迫同化、民族自然同化)和“民族融合”等。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需要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这片大陆内部结构复杂而完整,其自成体系的地理结构使得我国能够保持长期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胡焕庸线”作为我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大体与我国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保持一致。同时,该线以东主要是我国的湿润区或半湿润区,分布着我国主要的农耕地带,农耕民族世代精耕细作于此;该线以西则主要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也是我国主要的草原地带,游牧民族在这里“逐水草而居”。不同的地理条件和自然因素铸就了“胡焕庸线”两侧不同的经济生产类型,而不同的经济生产类型决定了生存于“胡焕庸线”两侧人类群体的互动与共生。我们经常会在史书中看到“马绢互市”“茶马贸易”等记载。有意思的是,这些贸易的发生地点或者贸易通道多分布在“胡焕庸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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